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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法院审理认为，杨某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私自将西药与中药混合制成胶囊，以“祖传秘方”名义对外销售，涉案产品被依法认定为假药，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杨某销售金额高达1405630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鉴于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从宽处罚。法院以杨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820000元；追缴其违法所得1405630元上缴国库。杨某服判，检察机关未抗诉，该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药品安全直接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中之重。本案中，杨某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以“祖传秘方”“纯中药制剂”为幌子非法制售假药，长期向慢性病患者销售，销售金额巨大，法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准确适用“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升格量刑，判处高额罚金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彰显了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零容忍”的严惩立场。同时，本案明确了“非法添加”型假药的司法认定标准，既警示广大消费者警惕“秘方”“偏方”陷阱，通过正规渠道就医购药，也对潜在不法分子形成强大震慑，充分发挥了刑事审判惩罚犯罪、保障民生、净化市场的司法职能，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健康规范的药品消费市场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网络交易安全与保险市场秩序事关消费者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本案中，袁某利用京东平台“晚到赔”保险服务的规则漏洞，在京东平台注册多家店铺，组织他人通过虚构交易、故意延迟发货并填报虚假快递单号的方式，恶意制造物流迟延假象，骗取保险理赔款，扰乱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损害消费者对“晚到赔”等保障服务的合理信赖。本案对袁某处以刑罚，彰显了新乡法院严惩新型网络保险诈骗犯罪的鲜明立场，为打击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践样本。本案既警示网络平台经营者，在优化服务体验的同时，需加强对规则漏洞的风险防控，完善交易与理赔环节的审核机制；更提醒广大消费者，保障服务的初衷在于提升消费体验，任何利用规则恶意套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严惩。
李某于2025年4月通过微信平台向刘某购买减肥产品1盒，后于2025年5月又加购2盒，通过微信付款共计1797元。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某明确告知李某案涉产品中含有“”，但称：“咱这里面是少量的，你可以吃点糖就过来了。”李某为核实产品的安全性，于2025年6月将购买的减肥样品送至检测公司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样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成分，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后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退返货款并十倍赔偿。
新乡县法院审理认为，李某购买的减肥产品经检测含有“”成分，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刘某作为涉案产品销售者，应当对销售食品的安全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仍予以销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李某明知购买的案涉产品含有“”，在未对该产品的成分及产品相关信息进行详细询问，未完全食用的情况下又追加购买两盒，随后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综合考虑李某认知能力、普通消费者通常的生活消费习惯等因素，认为李某第二次购买行为已超出合理生活消费所需，对其二次购买部分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故法院判决刘某退还李某货款1797元，并支付李某首次购买案涉减肥产品货款十倍价值的赔偿款5990元。该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食品药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方面，相关司法解释强化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让违法生产经营者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另一方面，针对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合理划定司法保护边界，即把生活消费作为适用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件，又避免使生产经营者“小过担大责”。本案中，李某两次通过平台向刘某购买减肥产品，在其未详细询问且未实际收到产品的情况下，二次购买不符合日常消费习惯。故法院以李某第一次购买减肥产品数量为基数计算惩罚赔偿金。本案判决既展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司法态度，同时明确合理生活消费的边界，树立诚信维权、依的价值导向，共同保障消费者权益与市场秩序健康发展。
2023年7月，王某在逛街时路过某化妆品店，被其宣传的轻医美手法吸引而进店体验，并支付定金2000元。次日，王某到该化妆品店选择美容服务套餐，化妆品店向其出具了套餐的详单。之后，王某开始在该化妆品店接受选定的美容服务项目。2023年9月中旬，王某在该化妆品店接受美容服务后称为其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将其胳膊划伤，并与该店进行了沟通。之后，王某未再到化妆品店接受服务并向该店提出退款要求，双方因退款事宜未能协商一致，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化妆品店退款。
红旗法院审理认为，化妆品店销售的产品对应有特定的美容服务项目，王某与某化妆品店之间不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服务合同关系。王某不再接受该店服务并要求退款，即作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合同应予解除。综合考虑王某购买产品的价格、选择的套餐内容、已消费的次数等因素，法院判令该化妆品店返还王某下余10614元的70%即7429.8元。化妆品店不服提出上诉，经新乡中院主持调解，该化妆品店同意并支付王某款项共计7429.8元。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美容服务预付式消费纠纷。本案中，消费者以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受伤为由要求退费，并不再接受美容服务，已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服务合同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经法院耐心释法，本案最终调解成功，某化妆品店退款给王某。该案既明确了预付式消费领域“产品+服务”捆绑销售模式下，经营者不得以买卖合同规避服务合同义务，同时强化了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责任，对于服务过程中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下一步，新乡法院将探索与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金融部门、公安等共同建立协同监管平台，及时通过司法建议反馈预付式消费纠纷的共性问题，做好提示预警，形成“行政监管+司法裁判”的联动防控体系。
2021年8月，王某作为投保人，向某保险公司投保百万住院医疗保险（经济款），并于2022年、2023年连续两次续保，保险合同持续有效。2023年11月，王某经河南省肿瘤医院确诊为右乳乳腺癌，为非特殊性浸润性癌、组织学分级3级，随即住院接受手术及相关治疗。2023年12月，王某向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保险公司认为，王某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曾在某县中医院被诊断为II级心衰、糖尿病并发症，并记载有手术史，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遂作出拒赔决定。王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依约支付保险金。
获嘉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在河南省某医院住院期间，病历既往史明确记载“平素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手术史等”，相关检验及诊断报告单亦未显示其存在血糖异常、心脏功能异常等情况。保险公司仅提交医保记录作为证据，既无法证实相关就诊记录确系王某本人所为，也与王某在正规三甲医院的病历、检查结果明显矛盾，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王某在投保前确有既往病史及手术史。因此，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缺乏依据。王某在保险期间内确诊乳腺癌，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付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王某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住院津贴共计64878元。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保险公司拒绝理赔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若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保险公司必须对投保人明知存在重要病史、故意隐瞒且足以影响承保决定等事实承担严格举证责任。本案中，仅凭存疑医保记录，无确诊病历、检查报告等，不足以认定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法院依法支持投保人的合理理赔请求，防止不当免除保险公司赔付责任，对规范保险公司核保、理赔流程，遏制“轻核保、重拒赔”现象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同时，本案也提醒消费者投保时应如实告知健康状况，留存好诊疗资料，共同构建诚信、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
辉县法院审理认为，卡丁车游乐项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某卡丁商超游乐场作为卡丁车娱乐项目的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场所的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某卡丁商超游乐场明知丁某未戴头盔、且戴着围巾存在安全隐患，未加以纠正，放任其从事卡丁车娱乐项目，某卡丁商超游乐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丁某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丁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忽视游乐场安全须知，不戴头盔、佩戴围巾进行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游乐活动，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法院酌定某卡丁商超游乐场对丁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丁某自身承担30%的责任。丁某的各项损失共计46396.78元，因案涉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且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法院判决某财产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丁某31114.26元；某卡丁商超游乐场赔偿丁某1363.49元。该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仅限于张贴安全须知的形式义务，更需切实履行对消费者的安全培训、装备检查等实质义务。该案也提醒广大群众，在参与娱乐活动时，不能忽视安全须知、违规参与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本案明确了卡丁车游乐项目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与消费者的过错责任范围，体现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对于认定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娱乐项目侵权责任划分、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责关系具有参考意义。